代宗之后的德宗朝，唐廷的政策和地方进奉的情况开始发生新的变化，玄宗至代宗朝制约白银商品化的某些因素有所减弱。

　　首先，在矿税方面，唐中央曾设法恢复对白银的控制，但其结果却并不如其所愿，矿税税率反而被迫调低。德宗曾采纳户部侍郎韩徊的建议，将“山泽之利”收归王者，“自是皆隶盐铁使”。其中白银采炼也当一道改而直属中央管理，课税纳人中

　　次之，德宗时(780一804年)白银进奉之风虽未退潮，可此后进奉的白银却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市场，通过和市而得的白银，在进奉银中的比重有一定增加。唐代留下的有关记载，说明了德宗朝进奉银来源的复杂性。

　　唐廷对白银的控制和地方的进奉，属于官府及中上层权贵参与白银分配和交换的范围，这与唐中叶前后白银的主要使用范围相符。因此，基本能反映同一时期白银的分配和交换关系。不仅如此，唐中叶以后，尤其是德宗朝以后，在制约白银商品化的因素有所减弱之时，白银的使用范围有了较大扩展，在征收白银矿冶税和白银进奉之外，已有不少白银在民间使用。而联系白银生产和民间白银使用的桥梁则主要是交换，市场上出售的白银数量大大增加，民间商品银的流通有了较大的发展。

　　前述晚唐时期的银器加工中，有关金银行、李德裕在镇江于诸头收市白银上千两、限制民间丧仪用金银器等记载、浙江下萃桥出土金银器的考古发现，都说明民间经营的商品银数量不少。在晚唐京师的市场上，白银开始像米麦食盐一样，成为人们习见的商品，白银的价格也成为反映铜钱陌制的重要参照指标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9世纪的唐代”，“金银器质料自身的价值和实用性开始商品化”，才迎来了金银器的普及和多样化时期。正如齐东方先生指出的那样:“金银器的商品化，使器物更具实用性，一些富裕的百姓也开始使用金银器物，尤其是在南方地区较盛。金银器的商品化，也使许多器物形制趋向单薄、简洁，而器物种类却大增。”